张伯驹先生在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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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先生像

学者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中说:历史上有不少人物,一生经历变化大,如果先繁华而后冷落,他自己有何感触不能确知,也许热泪多于冷笑。在旁人看来却有些意思,因为带有传奇性。这样的人物有大有小。小的,不见经传,都随着时间消逝了。大的,见经传,为人所熟知的也颇不少。这可以高至皇帝,远的如宋徽宗,近的如爱新觉罗溥仪;再向下降,在锦绣堆中长大,由富厚而渐趋没落的,自然为数更多。有不少也是有些意思,甚至很有意思。这些很有意思的人,远些的如曹雪芹,近的,张伯驹先生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个。

1962年,时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张伯驹在学术年会上发言。

张伯驹、潘素

宋杨婕妤《百花图》卷 吉林省博物馆藏 张伯驹先生捐献

黄永玉先生称赞他是富不骄、贫能安的大忍人;刘海粟夸赞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张伯驹先生遇上了时代大变革,一生起伏大,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兴亡满眼,只剩斜阳。

近日,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幕。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张伯驹先生化私为公,陆续将其所藏大部分精品书画作品,如陆机《平复帖》卷、展子虔《游春图》卷、范仲淹《道服赞》卷等捐献或转让给国家,精神可嘉,令人敬佩。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适值改革开放,社会风向有变,张伯驹先生重新被人们所认识,他传奇的一生,更为人所熟知,这里就不重复啰嗦了。张伯驹、潘素夫妇和中国画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很早就结有缘分了,在研究院成立前后,他们多次应黄胄先生的邀请,到藻鉴堂参加活动,现在画院典藏部仍然收藏有他们那时来院的创作作品。画院搬迁到白塔庵新址后,大约是1986年吧,潘素先生因为家里有什么事情,曾借居画院三号楼画室,从春到夏长达几个月。此时张伯驹先生已归道山,潘素孑然一身。我有幸参加了接待工作,这时候的潘素,早已是洗尽铅华,归于平淡了。她离开画院后,没有印象再见过她。再后来听说她也随张伯驹先生之后归了道山。

本文作者曾与张伯驹先生近距离接触,并致力于张伯驹事迹的研究和整理,所记载的大部分均为亲历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后海曾有一处自发的旧书旧货市场。我在这里买到过张伯驹先生六十年代刻板油印的《春游琐谈》《丛碧书画录》,仿古线装,朴素大方。书中竟夹带张伯驹手稿《收藏西晋陆机〈平复帖〉经过》,写在普通人用来练毛笔字的元书纸上。张伯驹、潘素夫妇生前住处就离这个后海早市不远,想不到和他们的缘分还能这样不期而来。

张伯驹先生晚年曾感慨道:“余昔因隋展子虔《游春图》,自号‘春游主人’,集展春词社。晚岁于役长春,更作《春游琐谈》《春游词》,乃知余一生半在春游中,何巧合耶!”张伯驹的自叹“何巧合耶!”与古往今来的诸多巧合一样,似谜一般微妙且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张伯驹、潘素

可惜,“一生半在春游中”的张伯驹“于役长春”的足迹、身影、风采与情怀以及诸多离奇和趣闻却鲜为人知,令人不无些许遗憾。

六十年代张伯驹先生于役长春,结习不改,结社雅集。他在《春游琐谈》序中说:昔,余得隋展子虔《游春图》,因名所居园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乃晚岁于役长春,始知春游之号 ,固不止《游春图》也。先后余而来者有于君思泊、罗君继祖、阮君威伯、裘君伯弓、单君庆麟、恽君公孚,皆春游中人也。旧雨新雨,相见并欢,爰集议每周一会,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则积日成书。他年或有聚散,回觅鸿迹,如更面睹。都中诸友,亦月寄一则,以通鱼雁。此非惟为一时趣事,不亦多后人之闻知乎!稍有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六十年代是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张伯驹先生此举肯定不合时宜,果然,《春游琐谈》出到第六集后,即无息无声了,春游社诸君子也都雨打风吹飘零了。1967年张伯驹先生头上的帽子,更从右派升格为反革命。后来的遭遇大家也都知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还能说什么呢?

今年是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余特作闲录以示追怀纪念并飨读者。

《春游琐谈》第一篇就是张伯驹先生的《陆士衡平复帖》,详细记述了他收藏《平复帖》的曲折经过,与我所得手稿《收藏西晋陆机〈平复帖〉经过》大同小异,这个小异也很有意思,值得说说。主要是捐献的经过:《春游琐谈》中说,丙申,余移居后海,年已五十有九,垂垂老矣,而时与昔异。乃与内子潘素商定,将此帖捐赠于国家,在昔欲阻《照夜白》卷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而我所藏手稿中,关于捐献的过程就详细得多:北京解放后,五五年北京市民政局发动劝买公债,联系人为邢赞庭,徐冰之兄邀我出席,我声明将所藏古代法书卖给文物局,全部款购买公债。后我与文物局张珩同商议,按我原买价二十万以下十万以上作价,时张云川闻知此事,(说)购买公债不如迳将法书捐献给国家,室人潘素首先同意,我遂告知张珩同志,将晋陆机《平复帖》、唐李白《上阳台帖》、唐杜牧《赠张好好诗》、宋范仲淹书《道服赞》、宋蔡襄《自书诗帖》、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吴琚亲书书诗、元赵孟頫章草《千字文》一并捐献于国家,一面写信报告给毛主席,由徐冰同志转呈。

春游续梦

潘素枫落吴江图1978 年

20世纪50年代,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提出要把吉林建成“文化高地”,建成“文化热码头”。北国春城,祥气云集。一群如雷贯耳的学者、专家、艺术家纷至沓来,汇集在这片黑土地上。时任吉林艺术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的耿际兰委托史怡公赴北京来请潘素,潘素提出她老伴张伯驹年纪大,无人照料不成。耿际兰是个爽快人,答应可以一起来,后据此向省里汇报,吉林省委宣传部和吉林省文化局立即作出决定,潘素及张伯驹二人同请。

记得潘素先生在画院居住期间,有一次闲谈,她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答:住蔚秀园,她淡淡地说,那里很熟悉的,我们曾经住在旁边的承泽园。张伯驹先生在《春游琐谈》序里说的余得隋展子虔《游春图》,因名所居园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指的就是这里。承泽园就是展春园,这是一座有近两万平米的清代皇家园林,最后的园主人就是张伯驹、潘素夫妇。潘素先生那种无得无失、去留无意的淡然神情,给我印象很深。

张伯驹原名家祺,别署丛碧,1898年早春出生,河南项城人。早年的张伯驹即以“贵公子”名世。张伯驹终获世人景慕源于收藏。初始,张伯驹还只是“玩”收藏,当国宝不断流失海外时,他毅然走上了“抢救性”的收藏之路。

承泽园成为北大教工家属宿舍后,荒草萋萋,愈加残破。以后我再到这里来,感觉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还真说不清楚。

张伯驹两次大手笔收藏最为耀眼。一次是被世人传为佳话的三购《平复帖》。当时历史名画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已售往国外,张伯驹恐另一幅名画西晋陆机《平复帖》再遭不幸,便委托琉璃厂一家古玩店老板向溥儒请求转让。

溥儒要20万大洋,张伯驹无力付此巨款,只得作罢;次年,张伯驹又托张大千出面愿以6万大洋求让,溥儒坚称20万大洋,事又未果;第三次即1937年底,因溥儒母丧,傅增湘从中斡旋,终以4万元购得此宝。后一画商找到张伯驹,欲以20万大洋买断,张伯驹回应“黄金易得,国宝无价”,断然拒绝。

第二次是1946年。张伯驹得知隋朝展子虔存世名作,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绘画作品《游春图》在画商马霁川之手,张伯驹当即找到马霁川要求索购,马霁川开价800两黄金。后张伯驹多方奔走努力,最后忍痛卖掉弓弦胡同的一处宅院,后又经数次补交至170两黄金,购得此卷。

张伯驹为了保存文物,历尽艰难。变卖房屋院落还是小事,还经历了绑票的凶险。但危急关头,张伯驹竟将生死置之度外,反复嘱咐夫人潘素:宁死匪窝,绝不许变卖所藏书画赎身。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所藏文物精品皆进入历史殿堂。1956年,张伯驹、潘素将不惜身家性命保存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卷、黄庭坚草书卷等共8件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受到当时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字颁发褒奖状。他还将唐代李白《上阳台帖》卷于20世纪50年代初赠与毛泽东主席,后毛主席嘱中办调拨故宫博物院收藏;隋展子虔《游春图》等已于1952年让与国家。张伯驹实现了35岁时在《丛碧书画录序》中写下的“予所收藏,不必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夙愿。

捐献壮举一年后,张伯驹因主张解禁并演出传统京剧《马思远》,被错划成“右派”。三年后,便有吉林邀请一事。张伯驹北上虽属无奈之举,却也是人生的又一次选择。这次选择,拓展了张伯驹人生新的气象和格局。

张伯驹一踏上这片土地便被淳厚善良的人们用特有的浓浓情义包围起来,相关领导一次次去下榻处看望,一应事项周详细致,温情脉脉,继之便是安排工作、确定薪酬、摘掉“右派”帽子、任职等,诸项业务活动随即展开。

张伯驹来吉林的最初几年,是其晚年身心舒展、生活泛起涟漪的一段岁月。他身边的这群人里既有闻名遐迩的大学者,也有明里暗里支持他、保护他的领导加同道。

宋振庭和张伯驹的第一次见面,是他接张潘夫妇参加耿际兰设在吉林艺专的接风洗尘便宴。

一见面,宋振庭便紧紧握着张伯驹的手连连说:“一见如故!一见如故!”在这次宴会上,宋振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尤其强调二位皆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们的到来有如久旱逢甘霖般的及时。

时人回忆,在京备受冷落的张伯驹显得十分高兴,但话语很少,还是潘素代表作了答谢辞。最初的工作意向是安排张伯驹在吉林艺专教授书法和艺术史。宋振庭则别有一番考量,他与时任吉林省博物馆党支部书记、主持工作的副馆长王承礼商量,谓张伯驹有文物收藏的爱好,安排在省博物馆更能发挥作用。王承礼欣然同意组织安排。张伯驹刚到省博时先任了副研究馆员;又过了几个月,即1962年3月,摘掉“右派”帽子后,吉林省委正式发文任命其为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

63岁的张伯驹,生命之船似乎寻觅到了一个恬适的港湾。张伯驹开始大施拳脚。他披挂上阵并亲率业务人员一次次赴京、沪等地寻访、征集中国历代书画文物。寒来暑往,几历春秋,从1962年至1964年,征集历代书画225件。元代倪云林《敬亭山寺图》和以明清为主的一大批精品书画均为张伯驹组织征集入藏。另外,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畲的大量作品以及历代名人书札、册画、成扇等进入了吉林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近现代书画基本形成了宋振庭提出的“兼容并蓄,各家齐备,成龙配套,自成体系”的格局,书画收藏品类一举跻身国内馆藏前列,在国外也有一席之地,被公认为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征集的“黄金时代”,张伯驹功莫大焉。

20世纪80年代,笔者采访了时任吉林省博物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王承礼,其一直与张伯驹搭班子,颇为了解。在追忆张伯驹为省博物馆东奔西跑征集文物时,王承礼用了五个字来形容:“相当卖力气”。王承礼将这五个字深沉地重复了两三遍,这一幕场景至今令人感慨和沉思。

随着吉林省博物馆书画文物藏品剧增,张伯驹于1964年便主持筹备编辑《吉林省博物馆藏画集》。编辑过程中,一件事令他犯难,藏画中唯缺少宋代真迹,即便出版,也有遗憾。

此时,张伯驹已将所藏晋、唐、宋、元名迹先后捐赠故宫博物院,唯独留下一件宋代杨婕妤《百花图》卷自娱。自30岁后“嗜书画成痴”的张伯驹愈近晚年,对书画喜爱愈甚。

张伯驹的一段自述尤为真切:“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他对王承礼说,上海博物馆用一万块收《百花图》卷,北京出价更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邓拓不止一次请他将此卷留给北京,他都难以割舍。确实,他的难以割舍非常人可以想象。

张伯驹喜画,亦爱花,这是一幅《百花图》卷,他有在他的“墓前遍栽芍药,以其草木易活,我不葬花,愿花葬我”之意。

最终张伯驹还是捐出了原指望“以娱老景”的这幅珍品,一并捐赠的还有南宋赵伯骕《白云仙峤图》卷、《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册、元代仇远《自书诗》卷、明代薛素素《墨兰图》轴等60余件书法、名画和书籍等。

张伯驹的慷慨,他的蚕丝吐尽、毫无保留,成就了吉林省博物馆“书画重镇”的地位。王承礼清晰地记得张伯驹那句平实而真挚的话语:“在吉林待一回,要给吉林留下东西。”

张伯驹留给吉林的东西远不止于此。王承礼还追忆了他热心学术研究之事。1963年2月在长春召开的吉林省博物馆首届学术年会,张伯驹以会议组织者和专家的双重身份成为此次会议的绝对主角,他的两场学术讲座《群玉堂法帖考》和《从楝亭夜话谈曹家与纳兰容若的关系》颇受好评。

这次活动开了吉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先河,会议规格、规模空前。张伯驹还将自己几十年来对文物收藏、整理、鉴定等方面的知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他对组织为其配备的苏兴钧、郑国两位助手的书画鉴赏培养甚为用心,既为他们开了《石渠宝笈》《书画著录》《大观录》等书目,又一趟趟地带他们回北京、跑天津、去青岛,搜求书画文物,与专家学者交流,以增长见识。

最令人难以想象和深长思之的是,张伯驹才刚刚报到,便对这片土地生发出热烈之爱,对这里的文化生态予以高度认可。据邓散木记载:那是1961年11月19日,张伯驹造访,邓“好不惊喜”,伯驹先生兴奋地说:“吉林邀我去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我想请你一起去,我认为,到那里,大可发展无疑,你是否与夫人商量一下?”所憾的是,邓考虑自己刚刚刖去一足,头上还戴着“右派”帽子,怕连累老友,只对夫人说了一句:“是否缓一缓再说。”张伯驹见无动静仍不甘心,到吉林后,又专此赴函一封,询问“对他的建议作何打算”。邓不久又做了胃切除手术,身体支撑不了,认为“总是辜负了伯驹先生的一片真挚之心!”

春光未负

张伯驹在长春期间,三移宅居,一次比一次条件好些。落脚在艺专南湖宿舍不久便搬进同志街十号专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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