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主义战士 著名医生柯棣华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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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棣华,印度人,著名医生,国际主义战士www.。1910年出生于印度孟买,1938年随同印度援华医疗队到中国协助抗日,先后在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服务,任八路军医院外科主治医生、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

2002年夏天我曾去北京参加一次纪录电影的论坛,会上邂逅荷兰学者Kee Bakker,他来自伊文思的故乡,是Joris Ivens and the Documentary context一书的主编。Bakker先生把这本由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文集送给了我,并且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希望纪录片在中国能够和故事片一样重要。我相信,这样的理想和信念来自伊文思,这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也是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纪录片导演。这本书收录的文章来自不同的国家,主题众多,包括讨论伊文思与意大利,伊文思与法国,但是书中没有来自中国的学者,也没有文章来讨论中国与伊文思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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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伊文思在中国拍摄《愚公移山》之后,一直问自己:在我们走了之后,中国人会怎么评价我们?中国,这是一个与伊文思的生命、信仰和追求血肉相连的国度,他把自己最后一部自传性和总结性的电影《风的故事》选择在中国拍摄,并且用大量的中国意象作为他自我理解的展开。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的伊文思一辈子却信仰和投身于社会主义,在晚年,他这样总结:

“我还要回到我在苏联的年代的,这里的回顾不过像是一处路标,它确定了我的观念范畴。1930年在古朴的列宁墓前,此一程也。1980年在毛泽东纪念堂前,彼一程也。我在这两点之间,在历史中穿行往返:荷兰、比利时、美国、澳大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古巴、智利、越南和一切反抗凄惨、邪恶及奴役的人们所在的地方。共产主义是这场战斗的先锋队,我相信共产主义,昨天在苏联,今天在中国,如果体力允许,明天再到别的地方。”

在《风的故事》中,荷兰作为风的国度,是伊文思生命的开始,但是“风”却最终把他带到了中国,使得中国成为伊文思生命的终点。《风的故事》完成后的第二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也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一个遗嘱。一个没有中国内容的伊文思其实是无法想像的。

在今天的中国,对伊文思的理解却重新成为一个挑战,我指的是伊文思和中国七十年代的关系,它集中体现在《愚公移山》。它拍摄于1972年至1974年,完成于1975年。当它于1976年开始在欧洲放映的时候,中国宣告文革结束。这使得这套系列电影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这不仅仅是指它的时代内容,更是因为它包含了伊文思对这个特定时代所涉及的具体内容的独立观察和思考,并因而使之成为长度接近12小时、包括十二部影片的鸿篇巨制,这也是伊文思电影生涯中最宏大的作品。但是,我们今天讨论伊文思似乎更愿意谈他早期的先锋电影《雨》和《桥》,以及晚年的《风的故事》——只是因为它的寓言和象征似乎与直接的政治无关,而似乎只是形式的问题。我们故意遗漏和回避的恰恰是伊文思与中国政治的关系,这自然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冷战后的整个世界以及今天中国“告别革命”的意识形态的结果。但是,大凡在当代中国研究伊文思就很难使自己避免挑战,这个挑战既来自伊文思,也来自今天的时代。

在《愚公移山》的整个拍摄过程中,伊文思始终忠于自己的感受,并尽一切努力保持拍摄的独立性,——这是整个拍摄过程中他所关心的最大的事情。影片的资金来源于法国国家电影中心,以及后来他们个人的追加款,拍摄的方法是以“民主”的电影方式让“人民”说话,“在这个意义上,影片超越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直毫不妥协地与中国行政机关对他们拍摄与剪辑的干涉进行斗争,拒绝拍摄完美无缺的“大寨”和被排练的喀什街景,宁愿把不能用的胶片扔到垃圾桶里去,拒绝执行文化部提出的61条修改意见。他们坚持要让在摄影机后面的必须是一个中国人:“他们中的一个”,而不是一个欧洲人,为此不惜耗费了几乎两个月的时间和 八千米的胶片来培养中国的摄影师。在无法被西方商业渠道所接受的情况下,他们自己组织和完成了一切影片的发行和放映。因此,不能认为《愚公移山》是宣传,因为在《愚公移山》中我们看到了与当时的宣传完全背道而驰的立场和观点,它包含了对当时中国的很多怀疑和不认同,比如他对清华大学生的批评:“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们是在这种空白的环境下长大,生活的。他们对自己的历史不了解或所知甚少,他们只会依照学到的教条来和我们谈论长征、延安、解放前的中国、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等。”但是完全不同与同一个时代拍摄中国的安东尼奥尼,在伊文思看来:“对于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人们有这么一种印象,中国人与我们相比是‘另类’的。但我们的影片通过录音和翻译所展示的,他们的言谈和思想就像任何一个人。通过‘逐字逐句’的翻译,我们在影片中保持了说话的中国人的‘立体’形象,而安东尼奥尼对他们的表现则是平面的和非个性化的。”这个比较是尖锐的,也是准确的。

但是我们的研究者往往一方面描述了伊文思和罗丽丹对“真实”的尊重,同时又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揭批文革,用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受和具体的历史材料来说明为什么伊文思拍到的东西往往是“表象的真实”,这个论证方式本身是很有意味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在纪录片美学背后的社会和政治的力量,从而揭示出纪录片研究的复杂性,它需要被置放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中。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问题所在,因为文革研究是一个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它很难仅仅用个体感知的有限视角可以涵盖,也是很难简单地用肯定或者否定所能够界定的。

如果只是从目前既定的盖棺论定的话语出发,其实很容易封闭多种读解《愚公移山》意义的可能性,比如关于平等、大民主、缩小三大差别等等。比如,在《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中,伊文思表现了药店为农民服务的场景。第三药店的职工送医送药下乡,他们按照固定不变的价格在农村销售药品,这是为了响应当时的毛泽东的指示:“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这的确不符合市场的原则,可是当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差不多快三十年后的今天,城乡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加剧扩大为社会断裂,为此中央政府已经连续数年出台1号文件,我们再回头去看当年毛泽东的指示和当年上海第三药店的行为,是否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

奥门赌场,《愚公移山》里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渔村》,它表现的是山东大鱼岛的集体化道路,有研究者表示“当我初次接触伊文思所提供的有关大鱼岛的经济信息时,本能的反应就是怀疑”,但是“在我仔细地研究了伊文思的电影和相关的资料之后,我开始相信这是可能的”,“由此可见,不仅仅是大鱼岛的富裕在文化革命中不是偶然的现象,而且,大鱼岛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于走集体富裕道路的信心和理想,也是当年许多共产党人所赞同和拥有的。他们不仅有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且在想方设法地实践自己的理想。”而且有证据表明大鱼岛的集体化道路抵制住了八十年代以来的“私有化”浪潮的压力,在今天依然成功地以集体经济的模式存在着。这是否应该成为开启对那个时代新的理解的可能性呢?

伊文思出生在1898年,一生都在二十世纪的风口浪尖上,逝世于1989年,——特别富于历史意味的一年,它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的提前终结。因此,他的一生及其电影镜头都和这个世纪的革命纠缠在一起,这就决定了读解伊文思是无法与理解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和中国革命相分离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文思及其镜头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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