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史》:驾驭真实吉林的风流洒脱扇窗户

日前,在中国藏学出版社成立30周年发布会上,由近百位藏学专家学者经14年呕心沥血完成的《西藏通史》作为重点推出。全书共850余万字,分为早期、吐蕃、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当代等8卷13册,是目前国内、也是国际藏学界首部完整、全面、系统介绍和展现西藏地方历史的通史着作。

内容摘要:3月28日,是西藏民主改革和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为纪念这一天,激励当代各族人民奋发图强,砥砺前行, 27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办《西藏通史》出版学术研讨会暨“活佛转世”专题片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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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藏;西藏通史;通史;藏学;西藏历史

在藏学研究中心,拉巴平措接受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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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8日,是西藏民主改革和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为纪念这一天,激励当代各族人民奋发图强,砥砺前行,27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办《西藏通史》出版学术研讨会暨“活佛转世”专题片发布会。

拉巴平措看望藏研中心学术顾问季羡林教授

  《西藏通史》是国内外首部体例完整、内容全面、系统展现西藏地方历史研究的通史著作,由近百位藏学专家学者历时14年呕心沥血完成。全书分8卷13册,共850余万字,从西藏地方历史研究领域的疑难点和空白点入手,利用文物考古资料及多种文字的史料记载,对石器时代至2015年的西藏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宗教、军事、科技、交通、民族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集中体现了中国西藏历史研究的重大成就。2018年年初,《西藏通史》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这是国家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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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

拉巴平措与藏研中心学术顾问任继愈教授交流

  《西藏通史》用扎实的史料、充分的证据雄辩地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西藏传统文化是中华多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西藏通史》总主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拉巴平措说,藏族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历史上,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及其他兄弟民族地区经济上相互依存、政治上密切关联、宗教文化上水乳交融、风俗习惯上相互吸收借鉴。自元朝西藏地方纳入中央王朝行政版图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了有效的管辖。

  书中有针对性地回应和驳斥了达赖分裂集团分子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和西方反华学者黎吉生的《西藏简史》、范普拉赫的《西藏的法律地位》等书中的荒谬论述,特别是所谓“西藏自古独立”说、“满蒙非中国”说、“民国西藏事实独立”论,以及“1951年中国入侵西藏”说等种种谬论,深入剖析,拨乱反正,有助于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和凝聚历史共识。

总结历代西藏地方发展稳定和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与成败得失,发掘中国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既有助于继承和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增强民族自豪感,也有助于凝聚西藏各族人民的心力,以实现把西藏建设成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的宏伟目标,这是《西藏通史》出版的初衷。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安七一说:“《西藏通史》把西藏地方纳入整个中国历史的大框架之下,放在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有助于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既是反分裂斗争的有利思想武器,也是凝聚人心的重要智力支撑,更是让世人了解真实西藏的一扇窗户。《当代卷》用充分的事实和数据有利驳斥了境外反华势力制造的种种谣言,全面和系统地反映了西藏当代历史发展的特点,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彻底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和羁绊,开创西藏历史新纪元的伟大业绩,描绘了党领导人民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当家做主、西藏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永恒画卷。”

不同于其他西藏地方史研究,《西藏通史》当代卷下编竟有厚厚2册。拉巴平措坦言,他生在江孜、长在西藏,晚年才来北京工作。作为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亲历者之一,他希望能从一个藏族人的角度来客观记录这段“当代史”。

  史料丰富 叙事统一

“我属羊,以前,只有属相和甲子纪年,不用公元纪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拉巴平措年逾古稀,皮肤黝黑。在青藏高原生活的几十年时光,并未在他脸上留下鲜明的岁月痕迹,反而赋予他无穷力量,让年逾古稀的他看上去仿佛才过花甲。

  《西藏通史》集学术界大家和前人思想智慧之大成。藏学发源于中国,西藏是藏学研究的沃土,具有优良的学术文化传统。西藏历史上的先民们为我们保留下大批的珍贵石刻、档案和历史文献,资料种类繁多,编年史、教法史、王统记、高僧传等一应俱全。

翻开公元纪年表,1943年是羊年。拉巴平措坦然地说,当时他只知道自己属羊,汉族老师帮他登记表格时,算成1942年,后来一直用1942年。“我的生日11月11日,也是自己定义,因为我们是农奴出身,父母没有文化,只是按春夏秋冬四季来大体划分。像我知道是秋收后生的,所以就自选了个好记的日子。”

  据本丛书执行总主编张云教授介绍,编撰者们吸收了谭其骧先生对历史上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的理论,吸收了费孝通先生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吸收了蔡美彪先生有关通史编撰的智慧,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从而扫除了研究道路上的重重障碍,避免了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可能。

早年从教,哪里需要往哪搬

  《西藏通史》的写作风格,究竟是只叙述历史脉络,不加个人观点,还是重视对各个重大事件、历史人物和相关制度分析评述?

拉巴的祖辈、父辈都是农奴。在20世纪上半叶,西藏农奴没有人身自由,完全听命于领主的调遣,甚至人被像货物一样买进卖出。拉巴平措出生时,也是农奴,他家领主名叫吉普,在江孜县城有府邸,郊区还有庄园。从幼年开始,他就跟着父母在庄园里干活。

  张云说:“古人对此即有不同认识,章学诚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一文中就曾经说过:‘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做也。’虽然兼得各项不易,所论也有着眼点上的差异。在处理史和论这对基本关系时,我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以史为先,论从史出,也就是重史实叙述,重史料的运用,在证据充分的条件下得出客观的或者贴近客观的结论,竭力避免高谈阔论和过度引申。左右通的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西藏地方历史发展不平衡,记载相关时段历史的资料以及研究也呈现明显的不平衡,唐代、元代和清代政治史的内容相对清晰,而宋朝时期西藏地方政治史则颇为模糊,宗教史的内容则十分突出,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生活又相对缺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就需要我们既要严格编撰体例,保持贯通的本质,同时又要加大研究的力度,努力挖掘资料、厘清脉络,还要采取有效方式保持内容的丰富和完整,最后达到各卷自身的左右通,以及全书体例和内容的上下贯通。”

童年起,拉巴被调到吉普的宅院近身伺候,被称为“朗生”。江孜解放以后,1953年江孜要办小学,由开明领主吉普老爷出任校长。

  追求卓越 力求创新

童年的拉巴有心求学,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大好机会。在家人的帮助下,他勇敢地向领主吉普提出,希望能到江孜小学读书。吉普为人通情达理,同意了小拉巴的请求。3年的小学教育,开阔了拉巴的视野,让他了解到以前庄园、宅院里未曾看到过的世界。1956年,他留校任教,担任辅导员。“所以,我的工龄是从14岁开始算起的。”拉巴平措骄傲地说。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有一句名言,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方面的良好素养。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史德的主张。作者们在自己的研究和编写过程中都在努力按照历史学家的要求,尽量呈现最好的成果。整个通史已经达到了预期目的。”中国改革开放论坛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马加力教授肯定了《西藏通史》的编撰工作。

1956年9月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明确现阶段不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1957年,“六年不改”的方针最终确定下来。西藏各个机构要求精简裁员,工作人员或前往内地学习、或回家劳动、或留在原来单位。拉巴回忆说,姐姐比他早一年前往内地,他对内地也心存向往。虽说家中唯一男孩走了,父母放心不下,但他还是坚持理想。1958年,党中央在古都咸阳为西藏创办了第一所在内地的学校西藏公学,拉巴成功申请入学,后来转成师训班学员。

  与会学者高度评价《西藏通史》,一致认为是目前国内外藏学界体例完整、内容全面、系统展现西藏历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填补了西藏地方通史研究的空白,集中体现了中国藏学研究的最新成就。该书的出版不仅为广大史学科研工作者继续深入研究西藏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为西藏历史知识的宣传、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西藏通史》的编撰特色和创新成就较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960年,已经成为西藏公学教员的拉巴平措回西藏招生,结果,刚回到学校就接到通知:前往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因为国家急需培养相应人才来研究西藏地方的历史和文化。

  正如老一辈学者邓锐龄先生所说的那样:“该书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史料有出处,引证有来历,叙述平实客观,论证有理有据,译名用词规范,编校质量高。前有精美图片配合全书主要内容,后有‘大事记’‘专有名词汉藏对照’‘主要参考文献’和‘索引’,体例完备。”

“1960年,中央民族学院开设了第一届藏文研究班,我是其中的一员。”拉巴平措说,3年学籍期满,组织决定,拉巴平措等6位研究班学员回咸阳,因为西藏公学将改为西藏民族学院,需要大批师资。

  “本书努力收集不同方面、不同类型、不同文种、不同学科的档案与文献资料,吸收中国藏学界和国际藏学界的重要和前沿成果,使《西藏通史》在资料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创新性上有了依托,使学术界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能够得以展现,力求客观平实,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张云说。

1971年,由于落实民族政策,“文革”初期被撤销的西藏民族学院、西藏师范学校等又重新恢复。借此机会,在拉萨的西藏师范学校伸出橄榄枝,下调令把拉巴平措调到师范学校。

  (本报记者 谭华)

西藏师范学校成立于1965年,学校发生的故事清晰呈现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走过的历史轨迹。师范学校的校址原先是崇吉林卡,即西藏的俗官园林;和平解放后,改名军区干部学校,主要是解放军进藏后学习藏语的学校。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再改为“藏干校”,即培养民族干部的学校。后来,为了发展当地教育、充实师资队伍,于是改名为师范学校。当师范学校要升级为师范学院时,他被任命为建院筹备组负责人之一。

1979年,根据工作需要,拉巴被调往西藏自治区宣传部,从此离开了教育战线。“那个年代,做教育跟干别的工作都是一个道理,个人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拉巴平措笑着说。

中年从文,讲述历史的真相

1979年,拉巴平措前往内地出差,抵达天津时,组织上安排他做了一次体检。谁能想到,当年身材瘦小的拉巴竟被怀疑肝内可能长有肿瘤,不得不留院观察治疗。天津这一住就是十五个月的时光。

病榻上的拉巴,开始看小说。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创作十分活跃。来医院探病的亲友,给拉巴平措说了许多故事,甚至有人产生“今不如昔”的看法,令他震惊。

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过去的农奴制度,成为病床上的拉巴经常思考的问题。“躺在病床上,与其看别人写的小说,还不如我自己写小说呢。”拉巴说起文学创作的契机,只是希望将自己心中所思所想记录下来,通过故事的形式加以展现,于是诞生了处女作中篇小说《三姊妹的故事》。小说在1981年《西藏文艺》藏文版第一期发表后,获西藏自治区优秀文学创作奖,继而译成汉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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