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门赌场2016年宗教学十大观点

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召开,向宗教事务管理和宗教界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和新任务。如何以法治的方式推进宗教工作?各宗教如何继续深入进行中国化和现代化?民间信仰该如何管理?宗教慈善有何作为?学界、教界和政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讨——

2015宗教事务管理和宗教界经历了种种机遇和挑战,如何以法治的方式推进宗教工作?怎样抵御宗教极端主义?基督宗教如何中国化?“一带一路”战略宗教有何作为?

宗教中国化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

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深化。2015年,中国的宗教事务管理和宗教界经历了种种机遇和挑战,如何以法治的方式推进宗教工作?怎样抵御宗教极端主义?基督宗教如何中国化?“一带一路”战略中宗教有何作为?学界、教界和政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层思考——

2016年,教界与学界继续探讨宗教中国化问题,从各自的研究角度提出了宗教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基督宗教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

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主任孔陈焱在《坚持中国化方向:宗教适应社会的根本课题》一文中指出,没有在天上飞翔的宗教,只有在地下行走的宗教。无论什么宗教,要想生存和发展,总要面临同所在社会相适应的问题,这是一个趋势和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难免会引发社会分歧和矛盾,甚至宗教战争。中国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当代世界大国,宗教中国化的要求更为迫切。

2015年,教界与学界继续探讨基督宗教的中国化问题,而且更加深入与细化。

宗教中国化的提出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新发展,实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破题,明确了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努力的方向和途径,指明了统一战线实现宗教关系和谐的新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在《探索基督教“中国化”之路》一文中指出,当今中国倡导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种适应特别要求宗教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其中有着文化和政治两大含义。基督教理应主动坚持中国化方向,而中国社会也不会对这种自然而然的中国化进程搞任何运动式的强求或强迫性的规定,基督教中国化是古今关联、中外沟通,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渐进和共和,是优势互补、美美与共的同化和升华。

“宗教在中国”与“宗教中国化”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宗教来到中国、发生社会接触的历史现象,体现的是外源宗教对华传播的地理到达;后者是宗教融入中国、成为其中一部分的现实过程和结果,体现的是外源宗教本地适应的全方位、深层次到达。只有通过落实“宗教中国化”,才能做到政治上认同、社会上适应、文化上融合,才能真正称得上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徐以骅在《从“正定教堂惨案”谈基督宗教的中国化》一文中指出,在我国,基督宗教实际上需要经历两个中国化:一是教会管理权或主权的中国化,这在上世纪50年代初已经基本完成;二是基督宗教教义、神学和礼仪等的中国化,而这是更为漫长和艰巨的过程。实际上,时至今日,我国不少教会信徒还在抱残守缺,言必称西方教会,甚至把西方教会也早已抛弃的一些教义教规和神学思想视为金科玉律。因此,可以这样说,虽然在教会主权和归属等政治和组织机构问题上,我们已摘掉了“洋教”帽子,但是在教义教规和神学思想上,这顶“洋教”帽子仍若隐若现、似有似无。中国基督宗教要在教义教规、神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上取得真正独立自主的地位,还任重道远。

中国基督教华东神学院讲师苏志明在《基督教中国化之方法论的可能性探索》一文中指出,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思考就是基督教和具有五千年文化土壤的中国两者之间既相互批判地关联又交流互嵌,来建构既属于基督、又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中国基督教神学。

中国基督教华东神学院讲师苏志明在《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思想建设:帮助中国教会建立神学上的“自我”》一文中指出,基督教中国化是指基督教在当下中国处境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与中国秩序、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之间有合宜的协调关系。对基督教而言,与中国秩序协调好关系,就是要明确中国基督徒的政治身份和公民意识,要尽到基督徒爱民族、爱同胞的社会责任,要热爱、熟悉中国文化,认清中国基督徒的文化责任,并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复兴贡献智慧。对于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构建,我们要坦然面对《圣经》、传统、经验、处境等之间的张力,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要认识到基督教中国化是中国教会自身发展应有的要求和神学觉悟,充分认识到基督教中国化建构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以及基督教中国化形构的可能性、重要性、必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建构在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呈现出不同的诠释模式。如唐朝景教的“佛老释耶”、明清时期的“以儒释耶”以及当代的“人文释耶”,这些不同的诠释模式虽然还不足以成为神学诠释的“典范”,如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上的“基督教希腊化”或“基督教拉丁化”一样,但仍是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基督教与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是怎样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分析、归纳、总结与提升是当下继续建构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借鉴与参照。因此,基督教中国化可以说是中国教会欠普世教会一份未还清的债,亦是中国教会在“神学自我”的建立上一项未完成的历史使命。对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建构,并不是要画地为牢、固步自封,而是要存开放的心态,面对现实、心系基督、立足处境、胸怀中国、放眼世界,借鉴普世教会的神学贡献或神学诠释。

法治化是宗教工作的根本道路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高占福在《从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历史看宗教中国化》一文中指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进程,有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表现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多样性和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特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宗教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宗教工作的重大任务。

伊斯兰教在中国已有1300多年的传播发展史,由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不同,伊斯兰教在新疆和内地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大大丰富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形式和内涵。内地伊斯兰教的本土化是以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特点形成,而新疆伊斯兰教本土化是融汇、吸收了古代中国西北突厥文化的成分发展起来的,表现出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多样性和与本土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相适应的特征。但是,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内地,伊斯兰信仰体系始终居主导地位。尽管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存在地域和民族等方面的差异,本土化的进程与呈现的特点也不尽相同,但伊斯兰教信仰体系的完整延续是共同的特质。在归属感上,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友好团结的穆斯林兄弟民族。中国穆斯林社会是一个丰富博大的有机整体,核心的凝聚点是本土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与10个少数民族从精神到物质的存在紧紧相连。从历史到现在,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历史进程与社会生活莫不与此息息相关。今天的中国穆斯林也充分认识到:国家昌盛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宗教也才能得以繁荣。只有中国大社会的发展,才能促进中国穆斯林社会的不断进步。这是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发展所证明的客观事实。

国家宗教事务局研究中心副主任加润国在《法治化是宗教工作的根本道路》一文中指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宗教工作、不断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效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需要,也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有效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需要,归根结底是维护我国宗教领域正常秩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需要。

形成网络宗教的秩序与良性运行,需要各方共同发力

加润国认为,宗教工作法治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齐头并进等原则,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加强宗教事务立法、执法和普法工作。

网络宗教是社会各个层面和各个部门的综合性问题,政府、宗教团体和社会大众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形成网络宗教的秩序与良性运行,需要各方共同发力。

加润国强调,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为依法治教提供依据;关键在于坚持依法行政,提高宗教事务执法水平;必须严格依法处理涉及宗教因素的各种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问题,要靠基层一线干部的法治实践,真正提高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石丽、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法宣处处长陆纪鸿在《网络宗教的兴起及其社会治理初探——以上海市调研为例》一文中指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网络社会大规模、快速崛起,以宗教信息为主要内容和以宗教传播为目标的网络宗教开始兴起。这一社会事实与政府管理、社会秩序之间的关联隐含着政府、社会与个体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

对于政府来说,网络宗教治理的目标是善治,也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对于社会来说,网络宗教治理的目标是发展与秩序,也即多数人可以在公共领域合法地行使自己的各种权利,达到一种和谐平衡的状态。对于个体来说,个人可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自我伦理和道德的约束下,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意志和享有个体信仰自由。只有各方在长期合作博弈中达到某种权力和利益边界的确认,才能达到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最佳状态。当然,其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约束无底线的挑衅性言论,给不同信仰的“神圣”领域留出一片天空

各种文明都要学习尊重“他者”的文化价值,从法律上设立言论自由的边界,尤其要约束无底线的挑衅性言论;同时,也要考虑在世俗社会中,给不同信仰的“神圣”领域留出一片天空。

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白贵、邸敬存在《地方性知识与涉宗教报道媒体伦理的文化冲突》一文中指出,在传播全球化时代,涉及宗教敏感的挑衅、攻击性报道,往往容易引发冲突甚至暴力对抗,背后每每体现出媒体伦理的文化差异。即:在西方被广泛定义为“言论自由”的媒体行为,并不被非西方以及重视宗教神圣性、宗教氛围比较浓厚的国家完全认可,最突出体现在以“言论自由”为名而出现的对宗教无底线的攻讦。言论自由的精神具有普适性,但人们往往忽略了言论自由的具体模式又是基于具体历史过程形成的一种“地方性伦理”,它是有边界的,它的部分观念并不真正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全球化时代,人类正在从千姿百态的舟船登上一条同舟共济的大船,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媒体伦理的文化差异?媒体又当如何思考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以及对待“挑衅性言论”?如何对待“他者”的“神圣”地带?这些已经成为当下媒体伦理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理直气壮地弘扬宗教的正能量,发挥宗教的正功能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弘扬宗教的正能量,发挥宗教的正功能,关注并推动宗教在文明对话中的参与,呼吁并促成宗教在民族和解、社会团结、国际合作、世界共存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在《关于宗教与文化战略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我们在当今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中,要想守住人类可能共存的底线,使宗教争取在世界和平中发挥其建设性功能,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就必须解放思想、调整思路,做到整体思维、涵摄兼容。宗教的底蕴及本真乃是对人之慈爱和对己之超越,这种原则所指导的人际交往、社会交流应该是积极的、建构性的、共赢的。由此,宗教的沟通和理解就可以帮助相关国家或民族及其不同群体铸剑为犁、变恨为爱、化干戈为玉帛,让人们走上和解之道,使世界有着和平发展。这种对宗教的充分肯定和积极引导,是我们合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显而易见,尊重宗教的政治是充满睿智的政治,包容宗教的社会是洋溢和美的社会,洞观宗教的科学是真正彻底的科学,善待宗教的民族是拥有信仰的民族。

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型大国,更应该鼓励和支持宗教深化并扩大这种在国际范围内的建设性对话,致力营造出人类友谊、世界平安的和谐气氛。宗教在当代世界新文明、中国新文化的构建中有着积极作用。我们应该发掘出宗教的这种潜力,让宗教以与时俱进的姿态进入当代社会,为人类提供其智慧与勇气。

推进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对于民间信仰而言,重在“还俗于民”

事实表明,民间信仰根植于民间,已成为百姓的生活方式。坚持民俗化取向、真正“还俗于民”,是实现传统民间信仰自我净化和社会化治理的应有之义,必由之路。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张祝平在《民间信仰与道教的关系及其治理路径》一文中指出,道教是中国本土固有的传统宗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改造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文化因子,并时常与之混融为一,深刻地渗入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日常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道教与民间信仰同根同源不同质。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民俗性、民间性为各宗教在中国的存续演变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土壤和生长空间,包括道教在内的各大宗教也为传统民间信仰体系的自我完善和构建提供了资源和路径参照。但民间信仰毕竟不同于制度性宗教,其巨大的包容性和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文化特质以及生活化方式是其他任何宗教都无法取代的。

推进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对于民间信仰而言,重在“还俗于民”,即让民间信仰回归民间。当然,民间信仰作为传统社会的产物,自然有它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应、甚至阻滞现代文明发展的因素。一方面,民间信仰同其他传统文化形态一样,有其自身生存与消亡的机制,在历史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淘汰和选择;另一方面,创新社会治理,做好民间信仰工作,政府自然是责无旁贷,但重在引导,要“聚集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特别是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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