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变革与中华儿童法学的今世转型

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从传统童蒙读物向现代儿童文学的转型。若把儿童文学现代转型放置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网络中就可发现,儒家思想对其既有制约也有推动作用,并与西学等多种文化因素共同影响了这一转型过程。

中国儿童文学现代转型是在整个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是借助语言形态所表征的文本世界呈现出来的。在中国儿童文学演进的百年历程中,语言的形式、范畴、术语、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语言变迁的角度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有助于在语言“工具”和“思想”的框架内深入把握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综合性力量,进而为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提供理论资源。

兼顾伦理性与趣味性

凸显儿童审美主体性

晚清以前,儒家思想在童蒙读物中有集中体现。这些童蒙读物所呈现的儒家思想包括以孔孟仁爱思想为代表价值观,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教育理想,以修身、明德为目标的教化途径等。晚清以前的传统童蒙读物内容较为庞杂,德育读物如《童蒙须知》《弟子规》,识字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文学读物如《神童诗》《千家诗》,还有以介绍掌故和各科知识为主要内容的“蒙求”类读物。在传统童蒙读物中,德育类读物既是主要内容,也是价值参照目标。但从总体上看,这些读物不同程度存在成人化、相对忽略儿童认知心理和生理需求的弊端。

自周作人《儿童的文学》一文以“儿童的”和“文学的”来界定儿童文学开始,讨论儿童主体的“发现”“建构”与儿童文学生产一度成为儿童文学研究的重心。无论是柄谷行人以“颠倒的风景”来谈论“儿童”主体的确立,还是戴维·拉德“儿童既被建构也能建构”的理论,都认为儿童主体是儿童文学概念确立的前提。由此,儿童文学概念确立过程中“儿童性”的理论过剩,制约了“文学性”的阐发,无形中也淡化了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学审美性的价值,这也逐渐成为学界讨论和反思的重要课题。

在内忧外患的时局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晚清启蒙者开始探求儒家思想的现代适用性问题,而如何依托儒家思想来教育儿童则是他们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晚清王晋之著有《问青园课程》,梁启超著有《论幼学》《学校总论》等,他们针对儿童问题均提出“重回孔孟仁学思想”的主张。

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儿童性”优先的理论前提因创作主体的非儿童性而被“成人性”话语置换。儿童文学“为儿童”的现代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尊重儿童“新人”的精神品格,将儿童现代精神的铸造视为现代中国发展的重要表征。而儿童文学“为成人”的现代性特征则是将成人化的现代理想及价值取向作为是非标准付诸于现代儿童的文化结构中。其实,两种现代性共同构成了儿童文学内在结构的多维向度,但也因主体文化诉求、思维形态及精神指向的差异而衍生出诸多矛盾。由此,中国儿童文学的语言本体无法回避如下悖论:一方面为了凸显“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思想,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在语言表达上拉开儿童与成人的距离,以充分体现儿童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作家又不得已要用成人的一套话语系统来启蒙或书写儿童,这势必又会弱化儿童的语言表达。在此逻辑中,儿童文学就不免陷入了借助成人话语来反成人话语操控的尴尬境地。

面对时代巨变,晚清启蒙者首先试图从传统中寻求变革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对儒家思想展开适度反思。汪嵚的《论今日最重要的两种教育》和方浏生的《蒙师箴言》等批判程朱理学,认为这类学说过于强调“天理”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从而造成对个人主体性的压制。

文言本身的模糊性、多义性、隐喻性以及言文不一致的特性阻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白话文所具有的“口语性”则契合了儿童文学的现代发展,也有助于儿童读者“现代化”和“新人”的养成。语言变革是一场思想革命,言文一致意味着现代思想与现代语言的同向促进,这极大地推动了语言的现代性革新。在“儿童本位”的思想框架里,新旧思想的更替催生了语言变革,而语言的变革又有助于新思想的传达。在翻译方面,中国儿童文学先驱如鲁迅、周作人、穆木天、郑振铎、赵元任等人主张以现代白话的方式来译介外国儿童文学资源。在儿童文学创作过程中,他们着力以儿童为书写主体,超越了半儿童化的语言姿态,强化语言的生动性和浅易性,尝试着朝语言的现代化方向迈进,显示了与传统文学迥异的思维品格,使其自然地融入儿童文学的世界潮流中。

与程朱理学的处境不同,王阳明的思想在当时备受青睐,这主要因为王阳明思想中包含倡导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主张,而这恰好呼应了晚清以来传入中国的一些西方理念。因而晚清时期王筠的《教童子法》和陈独秀的《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等文均盛赞王阳明思想。陈子褒的《论训蒙宜用浅白读本》《论初等小学读本》《小学琐言》、陈惟彦的《幼学分年课程》等则宣传西方教育思想,并从“中体西用”角度展开探索。

推动现代文体自觉

此外,晚清时期,新式学校“修身”科的种类、数量远超其他科目。从私塾读经到新式学校“修身”科崛起,这一过程充分显示了儒家思想在新语境下调整更新的努力。这一时期儿童读物的特点为文学性与教育性的互动共生,形成以快乐为主导的“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与以教育为主导的“蒙以养正”相辅相成的格局。“中心喜悦”的价值取向使趣味性成为儿童读物的突出特点。“滑稽小说”“滑稽画”等是儿童读物上最常见的栏目。《启蒙画报》《儿童教育画》等儿童刊物还分别尝试用游戏、图像等方式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同时,“蒙以养正”始终是晚清时期儿童读物的重要宗旨,新创办的儿童报刊多设置“修身”和“伦理”栏目。《蒙学报》等儿童读物把传统德育中的诸多德目故事化、文学化。此外,外国儿童文学通过译述、转述、重述的方式完成本土化改造。译述者在引进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时,也有意凸显其对儿童的教化作用。随着爱国、崇实思潮的兴起,《童子世界》《中华学生界》等儿童读物还设置了相应的栏目,以培养儿童的爱国之情和崇尚朴实的品性。

与此同时,语言运动也驱动了儿童文学文体的自觉。受西方“复演论”影响,童话一度被定义为与“神话”“世说”等同源,以突出其“原人”思想,这实际上将童话视为“亚文体”而依附于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门类中。孙毓修所编的《童话集》文体芜杂即是著例。“文学童话”出现后,童话的文体特性开始真正彰显,文学童话的提倡者强调语言修辞的“儿童性”与“文学性”,着力于从民俗学层面的“述”向文学层面的“作”迈进。自此,童话文体的自觉也逐渐形成。

注重对儿童的教化指导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过程中,儿歌由于混杂于蒙学韵文与民间童谣之中而体式芜杂,有的近歌谣,有的近谚语。在歌谣运动的推动下,储东效、朱鼎元、朱自清等人主张“重音轻义”,在“口传”的基础上强调“趁韵”“叠句”“织巧”等“诗法”,有意识地区隔儿歌与文言体系下的“唱曲”“民歌”,淡化民间童谣的“民间性”,逐渐廓清儿歌与儿童诗之间的边界,有效地汇入了儿童韵文体和抒情文体的潮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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