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世代相承:从《中国工农红军政大学学麦》到《战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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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票房上,吴京和《战狼2》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战狼》自称并且也被许多媒体称为现代军事战争片,该片由吴京执导,吴京、余男、倪大红、斯科特·阿金斯 等主演。《战狼》的文宣说,《战狼》真实呈现了一场“中外边境战争”,也让堪称“东方之狼”的特种兵战队及高能战士首次登陆大银幕。

这个巨大的成功,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冯小刚、贾樟柯、冯小宁、叶大鹰、陆川等中国主流电影导演预留给吴京的。

《战狼》其实是警匪片

观众对《战狼2》的热烈追捧,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以张艺谋、陈凯歌为领军人物的第五代导演对中国影坛统治的逆反心理,也就是说,观众有多么讨厌打着“文化反思”之名,把中国人拍得懦弱、愚昧、狡诈的第五代作品,就会对《战狼2》报以多么热烈的欢迎。

但在认真观看了两遍《战狼》之后,我发现整个故事除了军事演习的那部分内容之外,总体上来说和军事并没有什么关系,就剧情的本质而言,不过是“特警抓毒贩”的俗烂故事罢了,说什么“中外边境战争”真是贻笑大方了。

是的,中国人需要英雄主义的自我想象,他们讨厌自己被塑造成一幅猥琐太监的样子,《战狼2》以及此前《战狼》的火爆,已经再清楚不过的表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故事虽然发生在“中外边境”,但和我军对阵的另一方,却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武装部队或游击队,而是一位民间身份的大毒枭,斯科特·阿金斯饰演的老猫,虽然曾经是美军士兵,参加过伊拉克战争,但此时已经失去军籍,不过是一名为钱卖命的国际雇佣军,本质上是倪大红的高薪马仔。“正规军VS毒枭”,怎么可能会发生一场战争呢?充其量是一场警察行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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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吴京为什么不把这部电影老老实实的拍成一部警匪片呢?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营销方面的考虑:如果拍成警匪片,那么故事的内在逻辑就是“法律与犯罪”,能够体现出“正义至上”的价值观也就相当不错了,如果勉强戴上一顶“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帽子,会显得不伦不类。反之,如果拍一部“军事战争片”,那再穿上一件“民族主义”的戏袍,也就分外合体了,要知道近代以来,战争/军事活动总是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战狼2》票房破45亿!中国电影杀入全球TOP100

应该说,吴京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因为很少有观众意识到他们是在看一部警匪片。而吴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他在片中使用了一处障眼法,另外打了一块漂亮的补丁。

障眼法是吴京对斯科特·阿金斯的使用以及对他曾经是美军海豹突击队员的渲染,观众在一种催眠式的效果中把吴京对阵斯科特·阿金斯当成了解放军对阵美军,并为吴京最后的胜利而欢呼,但如前所述,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斯科特·阿金斯进入中国境内,是一种纯粹的刑事犯罪,目的是为了钱,他并不执行美国政府的任何命令,也没有得到任何美军分队的支援,因此也并不具备“军事入侵”的性质。

要搞清楚这一点,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第五代?他们在中国影坛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厘清了这个问题之后,再来看影片中高亢的“犯我中华者虽然必诛”言论就显得有些滑稽了,这种高亢虽然可贵,但显然我们不能对每一起刑事犯罪都发出这样的高亢。斯科特·阿金斯的罪行固然令人发指,但他只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征服中华民族,用法律伺候他就可以了,用不着劳驾民族主义。

当历史的脚步行进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新中国工业化的完成,两弹一星的成功以及五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宣告了西方对中国围堵政策的失败。以尼克松访华和中国重返联合国为标志,西方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平等地位并开始解除对中国的封锁,中国被封堵许久的国门得以徐徐打开。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吴京在剧中巧妙的打了一块补丁:倪大红入境是为了获得一批血清,而这批血清可以被用来研制专门针对中华民族的基因武器。这块补丁在网民/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因为它应和了2003年萨斯肆虐以及新世纪民间反转运动兴起以来,网络上种种阴谋论中关于基因武器的真真假假的各类传说。最重要的是,这块补丁使影片的民族主义主题变得合情合理。

但是,国门重启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政治和文化效果——震惊于西方消费社会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加上毛泽东主席的去世和文革的失败,在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精英整体上产生了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一个总体错误,同时把西方,尤其是美国,视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一个深藏不露的默契是“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但这块补丁却使倪大红的行为变得不可理喻。从影片中交代的情况看,倪大红虽然身居海外,但有着确定无疑的华人身份,而且酷爱中华文化,这从他被警察团团围住时仍然神情专注的挥毫泼墨这一细节就可以看的出来。

摸着石头过河,彼案在哪里?不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而是美利坚的消费社会。

显然,对这样一个华裔毒枭来说,如果让他参与走私毒品、贩卖军火什么的,只要有利可图他都会干。但如果要让他参与到一个以灭绝中华民族为目标的行动中来,那他就不见得愿意了,因为最低限度,这场阴谋如果得逞,将有可能伤及他本人,甚至会毁灭他的家族。吴京要让倪大红心甘情愿冒着生命危险来做这件事,必须要给一个理由——倪大红和中华民族整体有不共戴天之仇,愿意同归于尽,但影片恰恰对此没有任何交代,倪大红这个人物也就因此显得不可信了。

这一调整意义重大。这意味着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中国确立的通过人民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叙述框架不能继续使用了,必须采用新的历史叙述框架。

尽管影片在故事上的破绽是如此明显,但还是在网民/观众中引起了盛赞,有评论说“《战狼》的故事情节,表达的是一种爱国情怀和为国家、民族不惜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还有评论说“看完电影《战狼》,我们领教了当代中国军人的血性与本事。”云云,截至4月中旬,票房已近5亿——这意味着影片在营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爱国主义热情,对中华民族复兴的神往,的确是目前主流的社会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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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马戏团式的民族主义

不过,正是因为影片营销的成功,笔者也隐隐感到了一丝担忧:把民族主义情绪或爱国主义热情当成商品来营销,很可能会导致对民族主义情绪的透支,使民族主义热情泡沫化,早晚有一天会像自由主义那样成为一个令人生厌的浮夸词汇。

由于西方被中国文化精英指认为是现代的、文明的,那么相应的,中国就必须被表现为传统的、愚昧的、野蛮的,否则的话如何证明中国走向西方、美国的正当性?八十年代轰动一时,并被赵ZY以国礼赠人的电视政论片《河a殇》,最后一集就是《走向a蔚蓝a色》。

今天的地球上并没有产生公平对待各个民族的“世界政府”,各个民族还是需要自己的民族国家为自己提供保障和福利,因此民族主义并没有过时。但正是因为民族主义如此重要,我们才不能一味消费民族主义,而是要对民族主义的含义与作用进行认真的探讨。

必须承认,张艺谋是极聪明的,他在中国电影人中最先领悟到这一点,并用大红灯笼、轿子、高粱地、小脚、辫子、大烟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关于民族主义,撇开诘屈聱牙的学理不谈,笔者想提出:我们需要建康的、有内涵的民族主义,而不要专供表演的马戏团式的民族主义。

1987年,张艺谋拍摄的开创第五代电影先河,同时也成为第五代电影经典之作的《红高粱》,最集中了体现这一点。

什么是建康的民族主义?这就是说,我们将维护中华民族的合理利益,但并不想把本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其他民族,尤其是弱小民族的利益之上,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也愿意为了维护国际正义而付出必要的民族牺牲,绝不做锱铢必较的民族利己主义者;

在张艺谋的镜头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和差不多1000年前水泊梁山时的中国没有什么区别,男主角余占鳌和武松、李逵等也没有什么区别。尽管余占鳌血性十足,快意恩仇,敢于袭击日军车队,但靠这些不能打败西方的优等生日本则是显而易见的。

什么是有内涵的民族主义?这就是说,民族主义热情是建立在民族内部公平合理的利益结构和权利结构的基础之上的,正是由于每个人的利益和权利都得到了制度化的尊重,才产生了对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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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健康的民族主义,会在国际上遭到失败;没有内涵的民族主义,则会在国内遭到失败。

《红高粱》也有一位惊鸿一瞥的共产党员“罗汉大哥”,他代表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为特征的“现代性”。但在《红高粱》中,罗汉大哥完全无力改变“元社会”的传统性、落后性,并最终和梁山好汉式的土匪秃三炮一起被日军剥皮,反而要靠余占鳌为他报仇,这宣告了探索非西方现代性道路的失败。

而马戏团式的民族主义,如同在中国表演了30多年的马戏团式的自由主义那样,并不关心民族主义的真实含义,而把民族主义完全当成了一种夸张的表演,靠煽情来维持热情,最终会推动民族主义走向非理性和极端,并导致了本民族的失败。

《红高粱》不言自明的暗示是中国必须经过西方文明的洗礼,从一望无际的高粱地“走向a蔚蓝a色”,否则没救。

马戏团式的民族主义必然是一种虚弱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是一种胆怯的民族主义。《战狼》也有这样的毛病,可谓一种“强悍的怯懦”,强悍其外,怯懦其里。怕什么呢?生怕自己不像美军!从山寨美军的服装,到故作幽默的性格;从美式战术风格到美式价值观,莫不如此。就连吴京出生入死的动机,也像很多好莱坞大片中的个人主义英雄那样,是为了得到一个女人……,生怕自己不像美军,实际上也就怕了美军。

西方主流文化界对这一主题洞若观火,青睐有加,所以第二年就赐予张艺谋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使之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一举奠定了张艺谋在中国的艺术国师地位,直到今天也无人撼动。

最后,笔者还想指出《战狼》一个最为严重但被许多观众所忽略的导向性问题:鼓励滥杀平民!为了隆重推出吴京,《战狼》一开始设计了一个消灭贩毒团伙的小桥段:特种兵秘密包围了一伙毒贩,不加警告就直接射击——这简直相当于滥杀无辜。因为毒贩也是平民,和平时期和战时是不一样的。战时敌军军装就是标志,可以直接射击。和平时期武装部队面对平民,只有在判明对方确实有敌意并构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才能射击。即使在执行任务时面对犯罪分子,军警的使命也是要尽最大可能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审判,而不是不由分说就击毙——因为任何人都不应未经审判而被直接处决,所以击毙的措施不能超出自卫、解救人质等范畴。专业的做法是首先命令他们投降,遭到拒绝后才能开火。

此后,张艺谋一发不可收拾,从《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直到《归来》、《长城》等,包括他担任总导演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虽然题材变化多端,但都是在从不同角度重复论述这一主题。

这个倾向在当年热播的《士兵突击》中就已经出现了,但始终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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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十年代末以来“走向a蔚蓝a色”的“大势”和张艺谋的万丈光焰笼罩下,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影视作品基本跳不出这样的框架——总而言之,中国不行,中国人不行,即便1949年革命成功后,也无非是《活着》、《归来》、《霸王别姬》之类的压抑、伤感故事。

被吹上天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等系列作品,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完全一样的。莫言还被赐予了诺贝尔文学奖,只是这个奖来得有点迟了,如果是八十年代,莫言可能会上升到尊神的地位。

中国的主流电影大抵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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